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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人民时评）******

　　优化课程供给，促进职业教育的“专业群”与区域经济的“产业群”无缝对接，让职业教育成为“有学头、有盼头、有奔头”的教育

　　在上海，职业院校与区级政府合作建立“双元制”特色产业学院，整合职业教育资源；在安徽，职业院校与制造企业签订校企合作订单协议书，推动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在山东青岛，企业发挥主体作用，接收职业院校或高等学校学生实习实训……近年来，多地整合职业教育资源，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要求“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并从战略任务、重点工作、组织实施等方面为持续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描绘了蓝图。

　　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要以提升职业院校关键能力为基础。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职业教育要围绕国家重大战略，紧密对接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趋势，面向新业态、新职业、新岗位，优先在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领域，组织知名专家、业界精英和优秀教师，打造核心课程，及时把新方法、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引入教育教学实践。同时，优化课程供给，促进职业教育的“专业群”与区域经济的“产业群”无缝对接，让职业教育成为“有学头、有盼头、有奔头”的教育。

　　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要持续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把企业搬进职业院校、让职业院校走进企业，推动职业院校育才和企业用人的精准匹配，找准校企双方的结合点、共赢点，让职业院校和企业真正做到“两头热”和“真融合”。比如，有的职业院校与合作企业灵活设置“厂中校”和“订单班”，企业提供学习、住宿场所，职业院校提供教育教学设施设备，按照教育教学计划和企业用工需求，适时安排学生进驻产业学院。通过合作，职业院校得以充分利用企业的场地、设备资源，企业也获得了技能人才供给。在延伸校企合作的深度与范围上做好文章，打通学校到企业的“最后一公里”，就能实现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精准有效对接。

　　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还要持续推动职普融通。以中等职业学校为基础、高职专科为主体、职业本科为牵引，建设一批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需要的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是改革职业教育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比如，上海的一家职业本科院校的毕业生成了就业市场的“香饽饽”，首届37名职业本科毕业生日前顺利毕业走上工作岗位，还有一名考上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继续深造。确立就业和升学“双导向”，贯通职业教育与本科教育，打破职业教育止步于高职的“天花板”，不同禀赋的学生就能够多次选择、多样化成才，职业教育也能在就业市场上进一步增强竞争力与吸引力。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促进就业创业创新、推动中国制造和服务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围绕产业结构升级而“转”，随着市场需求转变而“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变”，职业教育必能不断发展，既为广大青年学习就业提供新的选择，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康岩）

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作者：李迅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年经济工作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一提法非同寻常，充分说明中央对于发挥消费在稳增长中的基础作用给予高度重视。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消费对稳增长的重要性，如何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如何发挥好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我认为，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显得非常重要，为此从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的利益分配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稳步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依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的数据加以汇总，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历年来都在45%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大约为60%，这是我国消费对GDP贡献相对低的主要原因。最近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也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近两年来政府通过减税、降费或退税的方式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支持企业发展，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向企业部门转移收入。从目前看，尽管这一方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状况，说明“授人以渔”的方式，受到了“鱼”（需求）不足的约束。不妨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来改进，即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收入。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收入转移：一是定向转移，即定向给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如增加低保人群收入补贴，确保他们不返贫。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如用财政资金加大填补社保第一支柱缺口的力度，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二、三支柱的体量。三是实现普惠制，考虑到地方财政的困难，建议2023年中央财政发行1.5万亿元特别国债，发放消费券。

　　第二，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底气。二十大报告提出，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为居民部门提供新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这就需要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在当前权益类资产的估值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资金入市，在高水平开放政策下提高外资的入市比例。《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中还提出，要完善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完善股票发行、信息披露等制度，推动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增加居民投资收益。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

　　第三，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改善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过高现象长期存在，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富裕群体捐款非常必要。我国目前社会捐款规模占GDP的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非常大，故发展空间也很大。通过促进第三次分配规模不断扩大的方式，可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

　　总之，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在防疫政策优化的背景下，不仅能够改变需求收缩的现状，还可以提振信心、扭转预期转弱局面。国家把更多的财政资源向居民部门倾斜，比向企业部门倾斜更符合底层逻辑，更有利于稳增长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仍在40%左右，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未来要实现“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目标，建议未来最终消费对GDP的平均贡献上升至65%—70%，资本形成对GDP的平均贡献下降至25%—30%。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